宋徽宗赵佶（1082-1135），宋朝第八位皇帝，在位26年（1100-1126），一生爱茶、嗜茶，并亲自撰写的《大观茶论》，详细记述了团茶的采制工艺、点茶方法、点茶器具、斗茶风俗，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斗茶文化的发展。
我们先从一首词，来体会宋徽宗在春茶初到时的欣喜心情，以见其爱茶之心。
“今岁闽中别贡茶，翔龙万寿占春芽。
初开保筐新香满，分赐师垣政府家。”
宋徽宗不仅自己喜爱茶事、精于茶艺，还常与士大夫斗茶、玩乐，甚至亲自点茶、分赐臣下。作为封建王朝的统治者，对斗茶文化的极力推崇，必然得到皇贵官宦、文人墨客的争相跟风、效仿，从而将斗茶推往全国各地、市井百姓。“胜若登仙不可攀，输同降将无穷耻”，范仲淹如是描写斗茶的胜败心情。在徽宗一朝，斗茶可谓是举国大行其道。
宋代斗茶图
“盏色贵青黑，玉毫条达者为上，取其燠[yù]发茶采色也。底必差深而微宽，底深，则茶宜立而易于取乳；宽则运筅旋彻，不碍击拂，然须度茶之多少，用盏之大小。盏高茶少，则受汤不尽。盏惟热，则茶发立耐久。”
在《大观茶论》中，说到点/斗茶所用的茶盏，宋徽宗只字未提宋代五大名窑及其他窑口，直接点明斗茶应用“盏色青黑、玉毫条达”的建盏，以“燠[yù]发茶采色”。贵为九五之尊的宋徽宗，亲自为建盏站台背书，并将建盏确立为宋代斗茶的第一茶盏。
兔毫建盏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
此外，宋徽宗不仅明确最宜斗茶的盏色和毫纹，还对建盏的器型提出了多个要求：为易于产生汤花（“乳”），盏底应“差深”；为使茶筅易于运旋、击拂，盏底应“微宽”；为使汤花水痕不易散、时间耐久，盏应“惟热”，简接地要求了盏壁应“微厚”、“久热难冷”。
宋代斗茶的胜负，一是看茶面汤花，如色泽鲜白即为上品；二是看汤花退时水痕的出现，先出现者为负。因此建盏的造型及釉色在实用上就符合了需要，建盏沿下有折线，所注水以此为标准，在此汤花一退，水痕马上就看得出。
建盏器型图
在《大观茶论》中，宋徽宗细致描述了一种“七汤点茶法”，把宫廷斗茶艺术推向一个程序复杂、技巧细腻、情趣盎然、妙不可言的审美天地。宠臣蔡京在《保和殿曲宴记》记载：“……至全真阁，御手注汤，击出乳花盈面：臣等惶恐前日：陛下略君臣夷等，为臣下烹调，震惕惶怖，岂敢吸之？”
而李邦彦在《延福宫曲宴记》里描述得更为详尽：“上命近侍取茶具，亲手注汤击拂，少顷白乳浮盏面，如疏星淡月，顾诸臣日：此自烹茶。饮毕皆顿首谢。”
贵为天子徽宗的推崇、文人墨客的吹捧，给宋代斗茶文化注入了绵绵不断的发展动力，使得宋代茶文化走向了历史的巅峰。“水涨而船高”，宋代斗茶文化发展反过来也进一步推动了建盏的发展和兴盛，使得建盏最终成为宋代斗茶的第一茶盏。无论建盏，或是宋代斗茶文化，宋徽宗作为其“古今第一代言人”可谓是实至名归。
建盏的魅力，不仅仅是美妙的器型与釉纹，更是因为一件小小的茶盏准确地诠释出了宋代斗茶文化的真正内涵。正是因为这样，建盏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一时代美妙文化的代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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