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研究“烟壶”艺术的时候，我也接触了一点瓷器。瓷，是中国人的一大骄傲。西方人(其实何止西方人)认识中国，首先是从丝、瓷、茶开始的，所以有人说“ＣＨＩＮＡ”这个词是瓷的意识。当然也有人说它的愿意是“茶”或“秦”，不管怎么说，“瓷”代表了中国文化，象征着中国人的智慧。我到过欧，亚风个国家。看到无一处的博物馆没有中国陶器在展出。展品中还有一些是古瓷，是假的。虽是假的，其艺术魅力也令人倾倒。
中国古瓷器的艺术高峰。在宋代。古瓷推崇的五大名窑：“钧、汝、官、哥、定”，有三个都在河南。因为是宋都所在，是文化、艺术的中心，名工巧匠云集于此，利于烧瓷艺术的创新和发展。这在“钧瓷”的历史上可以找到证明。唐代就有了“钧瓷”，但名声不大，成就不高，它只不过是汝窑“青瓷”的一个干系，可是到了宋代，发明了铜红釉，好象通的一声，在青瓷的蓝天上爆出一颗五彩耀目的焰火，于是“钧瓷”一跃成为五窑之首，赵佶把它定为御用珍品。“钧瓷”的产地就在禹县［今禹州市］神垕。
“钧瓷”的特色在于它的色彩，而它的色彩之所以盖世无双又在于它的“窑变”。别的瓷器，你要烧红，上红釉，要烧蓝，上蓝釉，要什么花纹描绘什么花纹，可以预先设计。它的好处是可以由人控制、定向创造，而这也就带来相应限制。它很难出现意外的、超出设计者预想的艺术效果。拿文学打比方，它是在既定的方案中创作，缺乏即兴的神来之笔。而钧瓷却不同于此，同一形器上了同一种釉子，至于烧出来什么色彩，什么纹络，创作者全不知道，一切要看在熔烧时的温度、湿度、气候、风向、数不清的客观因素和偶然因素来决定，即使是同一窑内不同部位的坯子。烧出来也决不相同。窑工装进窑坯，是装进了一窑谜，直到烧成开窑这谜底才能揭破，创造者自己也常为它的意外而惊讶、而狂喜，它色彩不定，纹络多变，从不重样，变化无穷。所以钧瓷“无双”。同一窑同一种釉，这一件可以如火如朱砂，那一件却象蓝天碧水。同是红色，可以象鸡血、象朱砂、象胭脂，也可以象海棠，而红色双可以透紫，紫色中或许泛青，青色中则可以寓白，“入窑一色，出窑万彩”象云一样的变幻，多彩、流动，是任何高手大师都不能单凭人工来绘制、设计的。仿佛这些件瓷器，以釉为媒介，把大自然的各种光和色吸收来，聚拢来，随意组合，用色与光的“意识流”再重新表现。这种造化之工，非人力所能及。这时用不上“巧夺天工”这个别词，只能说人总算找到了一种激发大自然创造力的催化剂和载体、录下了大自然的创造痕迹。
这种“听天由命”的创造方法，在艺术效果上虽然优异，或也带来了生产上的限制。和其它瓷器相比，人对它控制力相对来说太弱了。“尽人事而听命”“十窑九不成”，并不是各种自然条件，客观条件总那么合适，那么协调。只要有一项不和谐，就会烧出难看的，变形的毫无用途的东西。而且这种不和谐的时候倒比和谐的时候多。烧这种瓷器的成品率是低的，成功的产品就格外珍贵，每一件“钧瓷”都可以称为“孤品”因而“黄金有价钧无价”
“钧瓷”极盛于宋，盛极而衰。靖康之变后，金人南下，从此钧窑停火，到元朝时仍无恢复之机会。明朝碰上介万历皇帝的名字中有个“钧”字，“钧瓷”又犯了圣讳，干脆就不许再提这个名字了，因而到了清末民初，钧瓷价值虽高昂，钧瓷的制法却基本上失传了。解放后，五十年代中，才由于政府重视，收拢烧瓷艺人，查考古代文献，发掘宋窑遗址，又把这一天下绝技恢复起来，并且有了新发展。现在禹县神后钧瓷二厂烧制的钧瓷，有不少已超过了历史水平。新产的许多“窑变”精品，无疑是可以列入国宝档案的。
人们认为，不能掌握“窑变”的规律是个缺陷，很想弄清每一种条件对“窑变”每个方面的影响，找出它的规律，可以定向生产。我却有点不以为然。先不说能否弄清，问题是弄清了这些规律，人们控制了它，对于艺术品生产来说，是否一定比带有即兴性偶然性更好。对艺术品来说，“不可复制”“盖世无双”不正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吗？在艺术创作上倒是少一点“标准件”和“成批生产”好一点。
钧瓷厚重、造型古朴典雅，只宜作艺术品、文具和装饰物。用它来作日用瓷器并不方便。“为人民服务”是有多种方式，多种档次，多种道路的，就是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也不一定非得连卖豆腐脑，打黄酱都用“钧瓷”碗。在“钧瓷”的发展方针上希望有关方面注意到这一特点。不妨多搞高精尖。多给人们创造些享受美的机会。
作者简介：邓友梅，生于1931年3月1日，笔名右枚、方文、锦直等。祖籍山东省平原县邓庄村，出生于天津。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、著名作家。
